家师常春先生经常向我推荐一位隐者，因为这位高人只用了几片蒲公英的叶子就治愈了常春先生亲兄弟的肝癌。2004年春天，我去拜访这位隐者，请教治疗癌症的方法，他淡淡地说：“我只是为他调了调阴阳，人患病的原因主要就是阴阳失调。”
　　何为阴阳?“擒住是阳，打一掌是阴，托开又是阳，三手实含有阴阳变化之机。”胡兰成先生解道。
　　胡兰成先生在《禅是一枝花》中句《碧岩录》中临济宗的一段公案：“定上座，问临济禅师：‘如何是佛法大意?’济下禅床擒住，与一掌，便托开。”看来临济门内确有拳学。胡兰成先生的才情令人佩服，可惜余对武学的体悟尚浅。
　　内家拳虚实开合、束展等都属阴阳之道，最早将阴阳之说融入武学者并非《谱》，而是《苌氏武技书》。此书作者苌乃周是阎圣道的传人，据说苌乃周的能挥掌断石，身贴于壁，又能“行于水面”。总之，“异人”也。
　　苌乃周将拳式与内气运行相结合，为内家拳的以内带外、以形导气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只是苌乃周乃一代武学家，对于形气的研究要比金庸大侠的小说家语言要实在得多，基本上没离开《内经》和丹道的谱。
　　在阎志高遗下的手抄本中，有论及动静与阴阳的关系：“人之作用，有动有静，静极必动，动静相因，而阴阳分，浑然一太极也”、“阴阳交，动静合”。
　　我的两位弟子姜枫和张旭琳原本都是身染重症的病人，随我修炼后，体能异于常人。姜枫开始没学丹道太极拳，我只教给他太极桩，他练了半年，才治愈多发性神经炎。而张旭琳当年刚见到我时，经手术后的淋巴结核病灶处的刀口还在流脓。我用内功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将其刀口封住，使其病灶软化好转，同时传授其丹道太极拳、八卦掌和太极桩。张旭琳仅练了两个多月，淋巴结核竟然痊愈了。按理说，张旭琳的症状比姜枫要严重得多，而姜枫拜我为师之前就练过多种内功，张旭琳没认识我之前根本不知功夫为何物，没有理由张旭琳比姜枫的治疗效果好出这么多。我经过反复研究，才弄明白，这是动静结合、阴阳调解的结果。“太极拳者，其静如动，其动如静。动静循环，相连不断，则二气既交，而太极之象成”、“功在调和阴阳，交合神气”。
　　姜枫迷恋桩法，未习丹道太极拳，有静而没有动，不能“阴阳交，动静合”。张旭琳每日先行桩，再站桩，再习丹道太极左右拳架各一遍，以动静调和阴阳，自然事半而功倍。阎志高先师传授的太极拳功修炼程序是先站太极桩，静极生动，进行八十一式太极拳修炼，收式后再站太极桩至“氤氲化生”。我经多年体悟，验证了这种修炼方式是科学有效的。
　　阎师爷的手抄本拳谱中还说“是技也。一着一热，均不外乎阴阳，故又名太极拳”。于是，后世的很多拳家也都说，太极拳就是两个式子，一阴一阳。他们说的是每一个拳式都有虚实，此虚实即是阴阳也。王宗岳说“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太极拳之妙处即在于虚实的变化中，体重的移动是这种变化的根本。八卦掌是在走转中使虚实的变化变得无懈可击，因此八卦掌反对在停顿中发劲，所以在“四十八法”中有“忌站诀”：“招招不离脚变化，站住即为落地花”。正宗的心意拳和形意拳也没有顿足震脚之类的死劲。虚实变化是内家拳作为肢体语言的永远主题。
　　我记得吴式门的师父王辉璞先师对我说过：“太极拳是用力不对，不用力也不对；紧了不对，懈了还不对，顺其自然才对。”很多年之后，我体悟到了太极拳是自然大道，此道即是“阴阳之道也”。家师常春先生又说：“用力不对，用意也不对，空虚之后才对。”又过了很多年，我才体悟到：练到不知手舞之、足蹈之不是拳，只有物我两忘，无拳可练，无我可修，才是太极大道。

再过一百年世上只有太极拳?

传统是一种文化。有人把文化的外延扩展到无限大，什么都是文化，提出了所谓“大文化”的理念，这是对文化本体的一种反动。其实传统武术只有文化与非文化两种。首先我们要让武术的非文化现象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什么是武术的非文化现象?现在有一种人把自己练的那点玩艺当成了原子弹，瞪着眼睛胡吹：挨上死!撞上飞!明知道法律不允许民间比武，偏钻司法的空子，登广告：欢迎武林人士前来比武，死伤勿论。这种看似英雄豪迈的欺世盗名，却让方家不屑一顾。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人才输送到联合国维和部队中去发挥作用，以免他的核辐射把武术文化给污染了!
　　人类文化现象的表现形态就是多样性和个性化，限制个性化和多样性，无疑会使人类文化走向消亡。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对待武术的态度很耐人寻味，除去秦代、元朝和清朝的个别时期对民间习武有所限制外，其它历史阶段均是任其自然发展，从没对习武的内容、方式，甚至组织形式加以限定，也没制定过任何标准。官方的武举考试主要以骑射为主，后来又加上了力量测试和兵器的使用，没听说对于考生的所习拳种和所在门派有什么区别对待。正因为如此，中华武学才能历经数千年而传承不衰。
　　传统武术的个性化，首先表现在其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展不受地域和民族的限制，南拳北腿自古就各领风骚，而回族的查拳、汤瓶拳、八门拳在武术的历史上都被浓重地写上了一笔，傣族有孔雀拳，土家有硬，蒙古族有摔跤，没听说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武术有歧视的意思。即使到了武术最发达的清朝中叶，门派林立，豪杰纵横，偶尔也有争强好胜的比武较技，但也大多抱拳言和。所以，当年杨露禅的绵拳在京城一亮相，就广受市民各阶层的欢迎，董海川的转掌更是风靡皇室王府。过去的中国人不像今天的人这么小心眼，见了好东西，都能俯首受教。这就是老辈中国人的宽容，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的原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传统武术的个性化还具有人性化的特点，很多门派拳种都以人的姓氏命名，太祖门自不必说，宋太祖的拳棍早年就威震江湖。明朝何良臣著的《阵纪选》记录的名拳也有带有人名或绰号——“吕红之八下，绵张之短打，李半天、曹聋子之腿，王鹰爪、唐善活之拿，张伯敬之肘，千跌张之跌，他如童炎甫、刘邦协、李良钦、林琰之流，各有神授，世称无敌”。另外，很多传统武术又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武学的多样性和个性化。以内家拳为例，心意拳源于佛学思想，八卦掌原本是道家武功，而太极拳则是近代武学家根据《易经》原理和邵康节、来知德的太极图衍生编创而成。三家拳法的运动形态都独具鲜明特色，肢体语言完整丰富。
　　传统武术的标准化始于中华民国时期，由两种因素促成：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奥运体育的理念开始影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奥运的竞技模式带来了体育运动的训练科学化和标准化，武术的几百个门派、上千种拳械面临着整合划一的趋势；二是国家权力机构对武术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孙中山为刘百川题匾，到蒋介石为杨澄甫写序，把武术提高至前所未有的国术地位。几乎所有政治家都认为发扬国术是“强国强种”的大事，一时间，从中央到地方，国术馆如雨后春笋。于是武术进入到了系统化教学时代，有标准的教材，有规范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时间，分门别类。标准化主导下的国术，很难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为了争取主导地位和免于被淘汰，当年各级国术馆的门派之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像王子平与高振东之争，孙锡堃以八卦门正宗自居，而引起了众多武林前辈的责难。一些大的门派和著名拳种被标准化所采纳，而更多的是那些不出名的小门派被冷落，原本就只闻其名而未见其形的古老拳种就更无人问津了。

标准化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极致，武术的竞赛套路整齐划一，以高、飘、难、美为标准，加入了更多的自由体操的技术难度。与此同时，传统武术的规定套路也陆续开始编创。传我八卦掌的师父刘敬儒先生在著作中提到，1994年中国武术院“要搞10个传统举术的整理工作，组织全国武术专家创编全国的统一套路，便于保留、推广、发展”。我师父作为第一副主编统编的八卦掌的规定套路，当然是以程派为主，尹派为辅，而史派的腿法和马派的捶法则少之又少，至于独具特色的樊(志涌)派掌法和宋(唯一)派八卦就更不可能人编了。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记住这套标准化的八卦掌，但那些风格各异、独具特色的八卦掌系就很有可能消失了。
　　近二十多年来，民间武术(个性化)与竞技武术(套路化)之间争吵不断，民间斥竞技派为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而民间武术本身既上不了锦标赛的大雅之堂，又上不了散打王的擂台，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武术要想进入奥运，走向世界，就必须不断地用标准化来整合，以适应普遍性的游戏规则；而另一方面，保护和挖掘传统武术的工作又必须上升到政府行为，仅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况且民间武术的门派之争，也制约了武术个性化的发展。
　　在1985年前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传统武术的普查、挖掘和整理，那时笔者恰好在电视台做体育记者，其间见过不少民间高人的绝技，以及古兵器、古拳谱之类，应该都是保护传统武术文化范畴中的珍品。可惜那一次规模空前的挖掘工作虎头蛇尾，并没有把挖掘出来的文化遗产整理传播下去，以至于那些濒于失传的民间武学正在没时间所淹没。在错过了那一次传统武术个性化发展的最佳机遇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急功近利的发展期，这就注定了我们不会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今天的人们正在热衷的是那些浅薄喧嚣的“文化时尚”。
　　民间武术家们抱怨“标准化”下的中国武术发展格局不公平，那么国家就应该制定—些扶助传统武术发展的相关政策。最起码在进行武术锦标赛的同时，也要举办传统武术大赛，对于传统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要长期化、持久化，浅尝辄止是不会有效果的，这是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生存发展的大事，二十年前，我在闾山采访时偶遇一位隐世高人，这位身怀绝学的老者悲观地对我说：“再过一百年，除了太极拳，祖师爷留给咱们的那些好东西，恐怕都会失传。”
　　但愿这个预言不会成为现实。